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3月18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飞向蓝天的恐龙——一位院士的终极浪漫》的报道。
他的人生曾指向无数可能的方向：童年，梦想过成为一名物理学家，向往过云游四海、伸张正义的得道高僧；大学时代，金融市场的浪潮和代码世界的光晕也曾让他心驰神往。梦想时有变化，唯独“恐龙”，从未出现在这份人生愿景的蓝图中。
然而命运之手，却最终将他推向了那片埋藏着亿万年时光的荒野。如今，当这位古生物学家拂去化石上的尘土，他揭开的不仅是恐龙的奥秘，更是一段连自己都未曾料想、充满惊奇与转折的人生轨迹。
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，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、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学术院长。因在恐龙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取得不俗造诣，徐星也被大家称为“恐龙院士”。
（一）
一晃，童年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。徐星却一点也不觉得遥远。
徐星1969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，父亲是江苏大中专支边团的知识分子。
县城不大，包括一条主街和街道两旁的数十座院落。“谁家炒个肉菜，都闻得到香味。”徐星就是在这样相对狭小闭塞的环境下长大，县城就在天山脚下，目光所及不是大山就是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。抓虾摸鱼、满草地打滚，就是徐星和小伙伴的日常。
在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，父母在竭力填饱一家人肚子的同时，还不忘买一些书籍。这无疑为少年时代的徐星，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。“有文学的，也有一些自然科普读物。”徐星回忆，家里书不够看就跑去县城的图书馆。透过书籍，他看到了世界的大，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限可能。
小学期间，徐星觉得当科学家挺好。到了初中，他目标更明确，想当物理学家。“那时我想得简单，认为科学就是物理学。”
有一段时间，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，徐星又被里面功夫了得的高僧吸引，立志当一名武僧。为此，他还专门淘来一些“武功秘籍”，自学了一段时间武术。此后，即便梦想又有所变化，徐星对物理学的痴迷有增无减。
1988年夏天，徐星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上面写着他完全看不懂的专业——“地层古生物学”。徐星跑去问高中老师，对方也摇头。“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。”徐星带着一丝憧憬来到了北大，但等待他的仍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茫然。
大学四年，徐星喜欢的东西很多，唯独对自己的专业提不起兴趣。他又像小时候那样整天泡在图书馆，看了很多书。到了大四，徐星又喜欢上了经济学，快要毕业时还跑去中国人民大学旁听了3个月的相关课程。
“我想考经济学的研究生，但还是有些偷懒，没学多久就放弃了。”徐星回忆。1992年，他被免试推荐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，师从恐龙研究专家赵喜进。
“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神奇，越不想做的越逃不掉。”徐星打趣道。读研前期，他又迷恋上了计算机和编程。直到研三，迫于毕业论文压力，徐星才正式进入专业领域的学习。
但让他真正喜欢上古生物学的，还是从第一次认真研究恐龙化石开始。那是一块采自甘肃的鹦鹉嘴龙化石，有些破碎，但在徐星眼里，却很有魅力。此后，徐星对古生物的喜欢一发而不可收，尤其是在遇见一件采集自云南峨山的化石之后，徐星的恐龙事业似乎按下了“快进键”。
当时，在导师赵喜进的办公室，徐星一眼就相中了这块看着不太一样的化石，伸手摸了摸它。“那种感觉很奇妙！”也正是这块化石，让他于1998年成功发表了个人的第一篇顶刊论文。
谈到跟恐龙研究的关系，徐星常开玩笑说：“先结婚后恋爱。现在确实处出感情来了。”
（二）
1996年，世界上第一块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发现，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关注。1997年，以中国辽西北票等为主要产地的热河生物群研究项目启动，参加工作不久的徐星等年轻科研人员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。在北票的一天晚上，野外发掘工作本已结束，徐星正准备休息。突然，有位当地人跑过来，想捐赠一件化石标本。
徐星和同事一起来到捐赠者的住处。刚进门，在房屋一角堆放着的破碎化石里，徐星一眼就觉察出一块异样的化石，蹲下身细细观察，竟发现里面有疑似羽毛痕迹。他一下子就来了精神。
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保存有羽毛的镰刀龙类恐龙化石。也正是这一次意外发现，让徐星进入了带羽毛恐龙化石研究的领域。
内蒙古二连浩特的两次野外经历更显得有些“意外”。一次是在2005年，有电视台要为团队拍纪录片，需要还原化石发掘场景。一位野外队员随手把帽子往头顶一扔，帽子落地处就是发掘点。没想到，恰好就是这块地方挖出了苏尼特恐龙化石。
还有一次，也是因配合拍纪录片的需要，徐星和内蒙古古生物学家谭琳意外发现了一些恐龙化石。这次意外发现的化石代表一种从未见过的新的恐龙，徐星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“二连巨盗龙”。2007年，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将其列为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之一。
为什么徐星总是能发现有价值的化石？有人把它简单归结为，这家伙运气好！徐星对此并不否认。“不过，科研并非总是伴随着运气，没什么重大发现才是野外科考的常态。”徐星坦言，就过去的野外经历来看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野外考察是徒劳的，但这并不影响整个团队下一次出发。
看似意外，其实并不意外。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冯卓研究员说，正是这种经年累月不辞劳苦的坚持，像“意外北票龙”这样改变研究方向的重大发现才能最终落到徐星头上。
（三）
2024年6月，徐星回到母校，寄语即将毕业的北大学生们：“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意外……幸运的是，我和我的同学们最终找到了各自的归宿。”
而徐星的归宿就是古生物学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徐星留所工作，正式成为古生物研究团队的一员。
人生短短数十载，我们如何寻觅到自己的归宿？徐星给出的答案是：先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如果找不到，不妨看看自己有没有擅长的事情。“最好是又喜欢又擅长，实在不行满足一方面就行。”
在古生物研究这件事上，徐星是先找到自己擅长的。得知这项工作要经常到野外挖化石，徐星马上就来了兴致，觉得这个领域“对胃口”。
“小时候我就喜欢大自然，一天到晚在外疯玩。凭这一点，搞古生物研究是适合我的。”如他所愿，后来的每一次野外工作，徐星都乐在其中。
能挖到化石的地方多是荒漠戈壁。每到一个野外考察点，徐星和团队要安营扎寨，一人搭上一个帐篷，随后在边上用木板支起一个简易的公用厨房。有时为了给团队改善伙食，徐星还会养上几只鸡。
搜寻化石并不轻松。研究者需要根据地质图和分析，在可能埋藏化石的区域进行地毯式的深度寻找和发掘，每天重复着剥离岩层、清扫、标记等工作。徐星团队采集过体积最小的恐龙化石是散落在地表的牙齿，小到肉眼根本没法看清。在微体化石较多的区域，队员们只能趴在地面上寻找。
徐星挖到的最大化石有7吨重。“要是化石完整的话，光恐龙脖子就有15米长。”徐星说，遇到特大化石，要是没有大型器械，团队只能就地取材，一点一点把它们运到目的地。
野外考察过程中，车辆故障、极端天气是常有的事。野外队员余涛说，因路况不好，出现过车开着开着方向盘突然被颠断和车门被颠掉的情况。最惊险的一次，徐星和同事从山上往下开，抵达山脚后发现刹车管已断裂。“如果提前出现故障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更艰难的是来自心理上的压力。在无人区时间待久了，一些队员会患上沙漠综合征，或脾气暴躁，或精神不振。“前十天大家都是好兄弟，慢慢就会斗嘴甚至发生肢体冲突。有的甚至还会半夜从营地跑出去。”作为领队，一旦发现队员情绪异常，徐星要及时开导疏解。
为了解压，每次野外考察大家都会带上一些体育器材，比如足球。结束一天的勘察工作后，大家总要踢上几脚。
最长的一次是2002年，徐星在野外待了3个多月。那时，孩子还不到2岁。回到家，蓬头垢面的徐星想要伸手抱抱他。没想到孩子被吓哭，直接躲进妻子怀里。
徐星下意识跑去卫生间。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晒得黢黑，衣服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。“难怪孩子没把我认出来。”多年来，因出差较多，徐星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。这也是他最觉得遗憾的地方。
（四）
去年8月，2025未来科学大奖揭晓，徐星和其他两位科学家一起凭借“发现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化石证据”获得本年度“生命科学奖”。
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表明，在中生代时期，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演化，最终从地面一跃而起，飞向了蓝天，变成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鸟儿。
但恐龙究竟是怎样飞向蓝天的？故事的细节正被徐星等人一点一点完善。
1996年发现的中华鸟龙化石，让羽毛不再是鸟类专属；2003年发现的小盗龙化石很特别，前后肢均分布着类似鸟类的羽毛，成为鸟类飞行史上经历四翼恐龙阶段的重要证据……
科学探索中难免面临质疑。2015年，徐星团队发现的奇翼龙有着类似蝙蝠的皮膜翼，这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悖。为证实这一发现，团队对化石进行了CT扫描，并用电镜观察翅膀微观结构，分析翼膜残留化学成分，最终用多来源证据链说服了《自然》杂志审稿人，让他们相信奇翼龙确实长着奇怪的翅膀。
新物种发现也有纠错的过程。徐星坦言，很多科学发现是一次次否定自己，再一次次被别人否定而形成的。
长期以来，在恐龙命名的语法规范上，学界遵循的是拉丁语习惯。徐星就在想，中国发现的恐龙为什么不能用中文命名？他始终认为，名字不仅反映科学本身，也应体现地域色彩、文化色彩等，增强情感贴近性。
2004年起，徐星开始用汉语拼音给恐龙起名字。自此，一批带有明显“中国风”的恐龙名字相继出现，有些甚至是完全抛弃拉丁词缀的全中文拼音版恐龙名：像来自辽宁的寐龙（Mei long）、奇异帝龙（Dilong paradoxus）和朝阳传奇龙（Chuanqilong chaoyangensis），世界上最短的恐龙名字，发现于河北的奇翼龙（Yi qi），以及发现于江西的斑嵴龙（Banji long）等。
“在恐龙命名这件事上，我认为科学不是冷冰冰的人类活动，它也应该有温度、有情感。”徐星说。
（五）
多年前，徐星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，给小学生写一篇科普文章。描述对象是他研究了多年的恐龙，本应该信手拈来，徐星却迟迟难以下笔。短短千字的文章，他反复修改、细细斟酌，比以往任何一篇专业论文花的时间都长。
“科普语言跟学术语言不一样，我们不仅要把事情讲准确，更要浅显易懂，富有故事性，让小学生看得懂，激发科学兴趣。”徐星说。
这篇名为《飞向蓝天的恐龙》的课文，被收录进人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。
很多小学生正是因为读了这篇文章，对恐龙乃至整个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有的最后成了生物学家，有的成为天文学领域的佼佼者，有的不远千里专程跑到徐星办公室，要跟他研究恐龙。
郭特原是一名恐龙爱好者，如今已正式成为徐星课题组的在读博士生。纪录片里那个伏在戈壁滩上鼓捣化石酷酷的人，最终变成了他自己。他说：“从徐星老师身上，我看到了科学家的另一面，吸引着我向他们靠近。”
在徐星看来，这便是科普润物细无声的力量。知识不应仅停留在学术圈，更要积极向公众传播，提升国民科学素养。“恐龙自带科普属性，任何古生物都没有像恐龙这样令人类着迷。”
2000年前后，北京西单图书大厦。徐星第一次办科普讲座。他准备得很充分，可那天，听讲座的家长、小孩，加上现场工作人员，总共7个人。这里面还包括他自己。
20多年过去，当年的窘境早已被打破。徐星和团队的科普讲座几乎场场爆满，不少中小学生因为恐龙认识了“科学家徐星叔叔”，也因为徐星，对恐龙和古生物研究有了更浓的兴趣。
“我想孩子们今后未必都能成为科学家，但每个人都应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，更好地去认识这个星球。”徐星说。
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，徐星继续穿梭在各个城市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一场场精彩讲座。台上，他总能以故事形式把复杂的科研成果通俗化；台下，好奇的小脑袋挤在一起，孩子们正跟讲故事的人一起，徜徉在侏罗纪的万千世界。
或许，这里面会出现下一个“徐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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